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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

时间:2017-05-25来源:海达范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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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李安宅在其《社会学论集》“自序”中写道:“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一个关心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一面有建设科学的野心,一面又感觉到口头的科学没有用,要在活的人生里面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且使理论的知识变成活的人生,结果便流露了这么一点痕迹。’这段话可以视作其夫子自道及其人生注脚,因为这句话几乎可以解释他在变革时代中的人生与学术的全部面相。

此处描述的“非常时期”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30年代,实际上“社会系统的动荡”贯穿了整个20世纪,因为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多,且变化剧烈而频繁。李安宅出生的那一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中国如火如茶。自那以后,民主革命高潮迭起,学术思潮变化多端。李安宅身处其中,其人生与学术恰是那一时期中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缩影。他早期专注于理论的探讨,致力于科学的建设,而后则着眼于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藏族地区的实地研究,对中国边疆建设及边政改良多有论述,以其理论知识服务于“活的人生”。

一、李安宅的人生履迹

李安宅著述甚丰,大多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很多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在当时有着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在今日则近乎默默无闻。常人不知,许多搞学术史的人也不晓。就是耕耘在李安宅曾经从事的专业领域内的“局内人”不少也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如岱峻所述,抗战时期“活跃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也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学者’。虽然在各类学科史的回顾中,他偶或榜上有名,但都失之简略。其人生与学术,学界始终缺乏专门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相关资料,对李李安宅的人生履迹,李安宅的一生,1949年无疑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线。此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成长、成熟的历史;此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消失和隐逸的历史。

1900年3月31日,李安宅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县澈河桥白塔寨村,5岁入私塾,后转入村中初小,1913年在他父亲的药铺里做过学徒,后到12里以外南园汀上高小。因其三叔在遵化任邮局长,他1917年到遵化县中学读书。1921年,他中学毕业,走出了那个山村,追随其三叔来到天津,在一家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习英语,认识了美国传教士侯感恩。1923年是他正式打破儒家传统观念,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和学习社会学的开始。在美国传教士侯感恩的影响下,他加入了济南长老会,并由其介绍到济南青年会夜校教英文,在齐鲁大学选修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等课程。1924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社会服务研究班,虽与长老会不再有正式关系,但他关心宗教并用宗教团体进行“社会服务”与掩护革命工作,均可溯源于这一年的影响。燕大毕业后,他留校先后任社会学和哲学系助教、国学研究所编译员。

1934年,李安宅赴美国,在加里弗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学习。1935年6月,他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名叫祖尼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人类学调查,后写成《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1936年,他去耶鲁大学做研究工作。1936年末,李安宅自美返国,继续执教于燕京大学,先后在社会学系及研究院任讲师、副教授,研究院导师。1938年暑期,李安宅偕妻离开北平,辗转到达甘肃。他在梅贻宝主持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任教育科学组组长,深入甘南藏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作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实地考察。!4]其间,他们还在当地学习藏语文,兴办藏民小学。1941年,李安宅受聘华西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一度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后由林耀华继任。他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所,并任副所长主持工作嘶长是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久开展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

二、李安宅的婚姻与社会关系

1917年,李安宅高小毕业后,与本镇一家富农之女张瑞芝结婚。因他着意于学业,聚少离多。直到1926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才将张瑞芝接到北京上学。1928年,张瑞芝病故。1930年,经齐鲁大学同学于道泉介绍,李安宅与其妹于式玉结婚。自此李于二人的学术生命缠绕在了一起。如果没有李安宅,于式玉不会走上边疆调查和藏学研究的道路。其父曾任山东第一师范首任校长。她两度到日本留学,分别在早稻田东洋音乐学校和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习,后入该校本科学文史,毕业后到燕京大学担任日本历史课程教学。与李安宅结婚后,其学术逐步与丈夫合流,后来也成为藏学专家。如果没有于式玉,李安宅的学术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其藏学成就或许也要受到很大局限。在《社会学论集》“自序”的“校后记”中,他写道:“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几年个人生活史,如非生活伴f吕于式玉女士在物质与精神各方面的帮助,绝对产生不了这一段的生活痕迹。在过去的作品中,不愿枝枝节节地向她致谢,希望将这一段生活痕迹敬献给她,以作将来更大努力的起点。’,!8]于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学习藏语比李快,而且更善于和藏族群众沟通和交流。在甘肃的几年间,他的不少文章是在于式玉帮助下完成的。③1969年8月6日,于式玉病故,享年65岁。1978年,经人介绍,李安宅有了第三位夫人,名陈隆莲,50多岁,伴随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但在李安宅后人眼中,这次婚姻是他身体状况恶化和学术生命终止的重要因素。①

作为一个学者,李安宅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但是也没有远离政治。他既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也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他也未能全身而退,不过其后半生的人生遭际,基本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他的党派关系及与各界人士交往也比较复杂。他早年即与基督教人士交往较多,曾加入长老会,后又与其脱离关系。1949年前,他在国内的学习和执教均在教会大学。他还担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顾问,在其服务区域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在燕大学习期间,他经戎之桐介绍于192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组织授意参加了当时的国民党。是年冬,他随戎之桐到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李大钊,后李派他在苏联驻张家口领事馆担任英文秘书,自此到1939年止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1929年至1930年,中共北京市委屡遭破坏,1930年后失掉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据李安宅自述,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回迁安打算组织义勇军,打游击战,未果而回燕大,在《大公报》和《益世报》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七七事变前夕,他曾到山东集宁参加华北五大学在那里的乡建活动。1938年暑假,他离京绕道赴西北,后到拉卜楞独立研究。为便于开展工作,他1940年3月19日在重庆见了国民党组织部边区党务处处长李永新,由他介绍4月9日见了时任组织部长朱家骤,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三、李安宅的学术转型

尽管李安宅总挂念着寻求“活的人生”而与20世纪影响中国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国共两党都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不像一些纯粹的书斋学者,刻意躲避与政治的直接牵连。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如果按照他儿子的说法,甚至是个“书呆子”。他一生学术兼涉多种学科和领域,其学术路数、学术趣味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侧重,其学术转型与其所处时代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由于1949年后,李安宅的学术生命就基本终结,故本文所谓其学术转型主要是指民国时期。探究其学术转型及其后的时代动因,对于我们求索他所处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李安宅一生学术随时代更易而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多变特征,其实更多反映了时代如何影响学术和学人如何因应时代。他的学术在多变中也有不变的层面在其中,那就是要将理论知识用于“活的人生”,注重实地调查以求当下中国的了解,从而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作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努力。

四、时代规约与个人设计

通观李安宅的学术人生,其在30年代自述的“建设科学的野心”和寻求“活的人生’的愿望可以说是纵贯其中。民国时期的他似乎得其所哉,但在其后半生,自觉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以所学求所用的机会,却在由西藏回内地后即基本被束之高阁;虽不断向党组织靠拢,希望为社会多做贡献,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美蒋特务而受到批判;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只能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当一名默默无闻的英语教师;这些学科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在这些学科创立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贡献的他,却已是风烛残年。这样的人生状态,有着时代的规约,也有其自身的设计。

这种时代的规约,体现在政治上,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作为学者的李安宅,有着积极入世的人间情怀,对于国家命运与社会状况极其关注。他与国共两党及基督教团体、藏传佛教寺院都有着瓜葛,也似乎表明他从没固守于书斋。他自陈:“为了所谓业务、学术,把革命的政治推给天才的政治家,就这样把自己一再推进反动政治的泥淖”“与反动党团的关系,加上长期在教会大学读书、教书,并两度出国与美英帝国主义的所谓学术联系,是构成个人在解放前文化买办身份,所以空洞的爱国愿望,反而为文化买办思想内容的精神实质作了自我欺骗的掩护,是我久久认识不到自我改造的严重任务。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如何面对政治上对立的两个政权并作出相应的政治表态,最为进退维谷。如何为自己的今昔作为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以向今日当局作一个“政治正确”的交代?过去的历史已无法改变,觉今是而昨非,紧跟新时代步伐,甚至为了当下的生存,否定自己和过去也就成为无法逃避的选择。这大概就是他晚年不断向党组织交代和申诉他与“反动党团关系”细节,辩护和否定早年论著意义的原因。

这种时代的规约,当然有着学术的内在理路。任何学科都有理论和应用之别,任何外来社会科学也都有个“中国化”的问题:这个学科的问题意识从哪里来,研究成果为谁服务。人类学与社会学自进入中国以来,就有着很强的为中国现实社会服务的立场。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这些学科更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李安宅的学术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一时代众多学人的共相,并非其特有。如果没有抗战,他可能不会到甘肃,也可能不会到四川,这样就可能与藏学和西南边疆研究没有学术关联。如果没有“边疆”这块“应用人类学的乐园”,众多学者不会如此集中到西部地区,中国人类学史必然会呈现另一种面貌。 李安宅本来可能有别样的一种学术人生:如果不在1938年离开北平,其夫人于式玉不拒绝日本人的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任命,他们可能成了附逆的汉奸;如果不是他执意要在边疆工作,拒绝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边疆学校校长或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的任命,他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