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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中国史研究的反思

时间:2017-05-25来源:海达范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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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论”的解释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l]该定义简洁明确地指出了“理论”的三点特性:第一、由实践而来;第二、系统性;第三、结论性。研究历史为什么需要理论呢?扼要地说有两点原因:第一,不同国家和民族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发展轨迹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借鉴的。第二,历史现象极为纷繁复杂,而所存史料要么零星分散,要么浩如烟海,在重构史实的过程中,需要借用一些已有结论(理论),以便更好地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所以,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和工具。

建国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对中国史的研究在理论应用方而大致可以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统治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问题,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等理论无不贯穿其中。这个阶段最鲜明特征是:研究理论单一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史学界普遍把理论当成了研究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工具,这是造成史学界研究理论单一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西方各种学科理论的引入和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思想和理念也随之改变。而且,这种变化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的。首先,不再把马列主义的史学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史的唯一理论,吴承明就曾言:“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2]一语中的,说明了马克思理论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非指导思想。套用吴承明的话,理论是研究的方法,也只是研究的方法。其次,开始尝试使用来自西方各个学科的理论研究中国史,当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到本世纪初,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无理论无以成文”的地步。眼观中国史学界这场纷纷攘攘,高歌猛进地使用各种西学理论的景象,总觉得有问题,到了反思的时候了。①

一、现象

在史学研究中,使用各种理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当成为学人一种学术自觉行为。但是,如果行文必曰:“吾文运用某某理论。”刻意地追随和使用理论,认为无理论无以成文,那就不正常了。

二、问题

既然是理论的运用,就要先探讨理论的来源。黄宗智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来源时,指出“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曾主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英国的分析。而后传入的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又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或亚当·斯密的理论,均来源于西方。”那么,来源于西方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呢?又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些理论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呢?

古今中外诸多历史现象虽存在一定的共性,但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层而,共性是相对,差异性是绝对的。否则,历史研究将会变得简单而无趣,大部分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将因此而失业。历史是复杂的,也是丰富多彩,这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也是对研究者的挑战所在。因此,在研究历史的具体操作层而,对于任何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借用,都存在是否适用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从一种史境转换到另一种史境,如果直接的生搬硬套,其结果只能扭曲史实。如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乎没使用理论啊,难道他们写的文章水平就不高,未必!理论不应成为评判史学论著高低的标准,对于史学研究,理论不是无可或缺的,更不是万能的。当然,有学者可能会说,在传统史家的文章里虽看不到理论,但他们还有自己的理论的。这里的“理论”和本文所讨论的理论不属于同一范畴,故不作评论。

(二)填重使用

对于中国史研究,理论不是不能使用,而是应当慎重使用,尤其是那些源自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凑巧的是现在中国大陆史学界所使用的理论大多源于西方—不管是史学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理论。黄宗智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的,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这是国外学者的反思与提醒,但国内学人尚缺这种自觉性。以“唐宋变革论”为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是这种理论的肇始者,1910年他在日本《历史与地理》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后人将这种观点归纳为“唐宋变革论”。

(二)构建自身的研究理论体系

而对中国史研究在理论上的困境,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术语?至少已有学者提出这种构想,并为之努力。长期从事中国史的美国学者黄宗智认为:“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

一直以来,中国史学界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以理论为纲、以论带史,盲目地把一些产生于异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于中国史研究,导致其研究结论失真,无法解释中国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某些教条主义已被史学界所抛弃,但是学人对理论的依赖心理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只是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新理论”上,而这些所谓“新理论”依然来源于异域,趋之若鹜,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教条主义。正因如此,呼唤中国史学研究建立“本土意识”显得尤为迫切。在这方而的努力,以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较为突出。周振鹤在长期从事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一套研究中国行政区划史的理论体系、学术术语和研究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研究,使之不断完善。

回顾建国后中国史学界的一些热门术语,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代早期”,到“早期工业化”,再到“早期城市化”,总给人如出一辙之感—都是将中国史比附于西方史的产物。在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萌芽”已少有人提起。当今频频亮相于学界的那些热门“专业名词”多年以后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只有扎根于本土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今天,“资本主义萌芽”已少有人提起。当今频频亮相于学界的那些热门“专业名词”多年以后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 只有扎根于本土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