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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北大辞职信

时间:2016-02-19来源:海达范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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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我为什么离开北大——贺卫方

贺卫方:我为什么离开北大

2008年07月18日 09:03南方网【大 中 小】 【打印】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

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

篇二: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

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

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但是后来海波把他的一个代理词用E-mail传给我,我看了里面的代理词,我觉得有一种欣慰感。虽然大家法庭上各自代表自己的客户,但是在代理词中,你们却提出了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教育管理,大学的管理,以及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教育管理,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进路,进入到这里边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很有见地的论证。所以,我自己感觉特别兴奋一点是,这一场诉讼已经超越了这个案件本身,超过刘燕文个人利益的本身。正如刚才两位所说的,如果相关机构不尊重处理问题的基本程序的话,今天可能是刘燕文,明天是你我,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通过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法官意识到了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像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

论文的水平。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何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民主,的确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学到它的精髓,或者说我们误读的某些东西。比方说弃权票,在学术委员会决定一个事关某个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的时候,投弃权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允许不允许有这样的弃权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也应当考虑,在校级委员会这个层面上,投反对票的委员是否应当提出自己的理由。事关毕业生命运,你应当极其负责,一个中文系的委员,投物理系学生的反对票,认为学生的论文不够博士论文水平,你的理由何在?把它写出来,并且加以公布,这样名落孙山的学生也会心悦诚服。与此相关,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中,对某些程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尤其是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做法。实际上,民主审议的决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记名投票,一种是记名投票。记名投票在某些场合是十分必

要和重要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判决案件时便是记名投票,而且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大法官都必须给出详尽的理由。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在决定某个教师是否能晋升职称的时候,最好是记名投票,因为无记名人们便难以知道,比方说,姜明安教授投的是谁的赞成票。人们根据姜教授的投票行为可以对他进行监督,我们可以判断,你到底是否适合做这样一种尊贵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普遍实行无记名投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定人的责任,无从判断他到底称职不称职,也无法调动委员们的责任心。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此外,个别委员个人的好恶,往往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这是个偶然性很大的决策方式。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微妙的因素,例如有人为你登高一呼,或者相反,有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出一句貌似平和,而实际上杀伤力极强的点评,就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要容忍这个偶然性,如何减少这种偶然性,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将非常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学位制度,以及相关的委员会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

就本案而言,第三个有意义的方面是,我觉得原告方的两个代理人非常注重强调司法先例的重要性。他们在试图用法官前面判决的那个案件来影响法官对本案的判决结果,而且特别点明这是类型差不多的案件,审理的法官又基本上是同样几个法官,前面的案子是这样判的,后面的案子为保持法律的统一性,为什么我们要作出另外一种判决呢?这种论证方法很有说服价值。我觉得如何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是司法实践中是相当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公民都生活在统一的法制之下。法制的统一不仅仅要体现在我们的立法规范是统一的,而且还必须体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候的法官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他们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是统一的。虽然在我们国家不承认司法先例的强制性约束力,

然而先例可以有说服性的拘束力,有引诱性的拘束力,这个拘束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法官不能对类似的案件昨天一个判法,今天就自己掌嘴,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要是那样的话,法律的可预期性将丧失殆尽。

上面是我对与本案直接关联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接下来要谈一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对现行大学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结合这个案件,我觉得在这个场合,我们有必要一起来探索一下,到底是否存在某些缺陷,如果存在的话,如何改进的问题。这是这个案件对我们教育界的意义。第一个缺陷,我们刚才已经有所涉及,就是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的命运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授会制度,就是教授治校。一个大学里面,谁是真正的主人,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教授,和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但是很不幸的是,半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更愿意导入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群众路线,更多导入的制度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57年,北京大学有好几个教授成为右派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容忍受外行人对教授专家们指手画脚。对一个相关学科评价的尺度,相关知识成果的评价尺度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外行来决定内行命运的问题,在整个管理模式方面比较强调非学者来管理学校,这样一个模式,外部权力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进入到大学里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各种委员会,即使专业化的委员也存在一个简单通过一个多数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过份的民主化的问题。说民主的坏话在现代社会中永远是一个冒险的做法,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哈佛学院院长罗夫索夫斯基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谈到大学管理的问题,他提出七个方面的管理定律,第一个定律是,要相信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民

篇三:[转载]方舟子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

原文地址:方舟子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作者:好奇

方舟子批评贺卫方,有没有道理?

写在前面:

第一.方舟子还没有查询与有效鉴证贺卫方的学术成果时,就轻易地发表微博认

为别人是法学界水货,这样使用侮慢语言,有损他人人格尊严。方舟子是科普作家(使用别人原创),如果就此简单认定他是个“科学水货”,他自己认同吗?

第二.贺卫方的学术水平与任职资格,有北大法学院来认定,非专业的方舟子可

以质疑,但要做好功课,一是了解北大对教授要求的年发表论文量,二是教授的论文发表量是不是唯一的标准?譬如主编杂志与发表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是不是也算学术成果?当然还包括援教边疆。

第三.教授的职责是教学,而非科研,科研是提升教授教学水平,增加社会科研

成果量,但现在的高校驱逼教师发表论文,以谋求学术排名,如果要求贺卫方也以发表论文数量为唯一合格标准,方舟子在舍本逐末。

第四.贺卫方在捍卫司法独立与尊严上,勇气与努力,学识与影响力,都是杰出

的。他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法制进程,它对公民社会的启蒙意义更是重大。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言,一篇有力量的书信与发言,有时胜过一百篇所谓的论文。

第五.方舟子不追求形而上的价值,而在形而下的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不知道

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而只知道像交公粮那样的量化评估,证明他只适合做一个科研统计员。

第六.方舟子在自己微博里转用所谓北大学生对贺卫方的批评与指责,方舟子鉴

定他是北大学生吗?内容属实吗?打假者如果故意引用假书信,是不是要道歉?方舟子是想搞臭一个人,显示自己力量与满足某种阴暗心理,还是想在国家学术制度改进上用力呢?

(此文由东方早报发表,有删节)/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近日,方舟子因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而引起网络热议,方舟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之所以批评贺卫方,是因为以下三点:贺卫方作为研究型公立大学教授,人们有权要求其出示学术成果公布论文清单,他不应对质疑表示不屑。北大法学院 对教授岗位有具体的论文、招生要求,贺无视规定搞特权,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既然贺多年不从事学术研究而投身普及和社会活动,那就应该辞职全职去做。

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是不严肃的,他没有在网上检索贺卫方学术成果,也没有出示北大教授学术量化标准,更没有得到北大法学院证实的情况下,就贸然指责他是法学界“水货”,这样的语言太过轻慢。方舟子在回应某网友“自1993年来贺卫方没有在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的话时说:“既然贺卫方20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当有学者提供了一份发表论文与文章清单时, 方舟子回应说:“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我想追问的是,方舟子是怎么获得鉴定法学论文资格的?

方舟子本人对法学没有研究,只能根据网友或一般学术研究规则,来评判贺卫方,并认为,高校由纳税人供养,教授就得公开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应对社会的批评。其实,学术成果的发表本身就是在公开接受批评。世界上没有哪个教授能秘密发表学术论文的。当方舟子指责贺卫方的时候,贺卫方要不要回应?不需要。如果方舟子觉得贺卫方不符合教授水平与学术失范,可以向北大学术委员会投诉,由学术委员会调查与回应。一个法学教授不可能看到一则网上微博,就连夜写汇报材料。

所有的学术研究最终的价值都在体现在影响社会与关怀人类上,学术研究因此也有终极关怀。一般文章有没有可能其价值超出“论文发表”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体现的是学术价值追求,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专家教授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同,学界认同与尊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在微博里说:有人攻击贺卫方,我非常困惑。贺卫方成了珍稀动物,这是中国有病的表征之一。100篇所谓论文也比不上贺卫方为捍卫法治而写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书信。要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十个贺卫方,中国的法治进程肯定会快一点。如果说一般学术论文是铜,那么贺卫方向社会贡献的,在袁伟时教授看来,则是黄金与白银。 旅美学者、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质疑贺卫方教授学术影响的可参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在其论文和著作中对贺卫方学术成果的引用。仝宗锦随后又在微博中写道:“我从未否认贺老师论文不高产事实”,但贺卫方教授发表过一些出色论文,他还是“90年代以来译介国外作品最勤最力学者之一”。贺卫方在自己的微博中也介绍说:我完成了北大法学院对科研成果的要求,还主持院刊《中外法学》凡八年。本职之余,我还在媒体上发表数百文章,传播知识之外也为本院和北大赢得声誉。

百年中国正处在第二次大转型过程之中,第一次转型是民国时期或五四时代,教授们主要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引进西学,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朱光潜等先生大量的研究成果是译著与介绍,中国学界自成体系的学人极少,许多学术成果基于学术介绍与学术启蒙,因为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落差巨大,启蒙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地社会转型期都远大于头闭门造车式的纯粹学术研究。一位网友@诗风在自己的微博里说得恳切:就中国现阶段法治状态而言,写1万篇学术论文都不如在法庭上争一次公平正义,要明哲保身,躲入书斋,我相信贺老师不知道可以写出多少方舟子要求的论文来,但又有何用?贺老师做的法治启蒙工作意义更大,动车事件他在微博上呼吁人大启动独立调查,开启民智,意义甚大。

现在高校跟风式地奢谈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异变为追求发表论文数量,一些评估机构按他们认定的学术杂志,按发论文量来评定高校学术排名,高校就只能通过补贴杂志版面费,来增加论文发表量,这与给食物打膨化剂没有两样。贺卫方教授也为此而担忧,他在微博中说:学术量化考核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症结在于没有一种合理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与贡献。中国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者达25万人以上,如何分配稀缺的高级职称等资源甚是困难。量化标准如此盛行,是因为这个标准最简单,只要数论文数量、字数就可以了…

方舟子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只有形而下的技术认定,急于打击对方,有时不问事实,不做调研。方舟子批评或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他似乎在以北大法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要求贺卫方如此这般,但通过方舟子的追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学教授与专家学

者们的社会价值,对高校泡沫化追求论文数量,应该有所反思。高校更应该对教授实行代表作制度,量化的学术论文是无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也不能衡量老师的科研水平。 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东方早报文章链接

/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篇四:贺卫方在北大的演讲

贺卫方在北大的演讲.txt我自横刀向天笑,笑完我就去睡觉。 你的手机比话费还便宜。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如我们打的吧。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北大的博士生文化节上做第一场讲座是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有点像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通常第一场比较平淡、沈闷,通常0:0结束。第一场比赛人们都非常拘谨,我今天也非常拘谨。实际上我在各位博士生面前很惭愧,因爲我没读过博士,我的最高学历是硕士。没读过博士,能在北京大学做博导,而且能在博士生文化节做这样的演讲,我觉得是让人心慌的事情,总觉得我拿什麽奉献给你们。

也许博士生文化节有点同语反复,博士生代表一个大学最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博士生节就可以了,是这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一直在提倡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体现在方方面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这个学校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最高层次的人才其实就是博士生,你们所代表的精神、知识、境界。一流大学体现为一种研究型,学校要有学术方面的产出。前不久,我们学校召开了一次文科院系发展的动员大会,大家都感触北京大学如何能在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在学术研究上成为一流。我看到一个统计,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这个差别还比较大。但我很高兴听到我们发表的文章很多是博士生的。我也相信博士生的教育、培养会成为学校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会以博士生産这个学校的学术的最重要的代表集团之一。当然任何高层次的追求都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层次越高,范围越窄。我记得一幅漫画,曹雪芹先生非常愤怒的对著后面的人说,你研究我有几根白头发干嘛?后面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博士生,他研究的题目就是《试论曹雪芹的白头发有二百五十根》。从来都是这样的,学术的层次越低,也许意味著范围越开阔,而博士生就意味著大家研究的范围特别精深、精湛。所以在座的有些博士的论文,你们的题目我可能都看不懂,因爲你们的研究太专了。

我记得我们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叫刘燕文,曾提起一场诉讼: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他的论文题目我就看不懂。这就意味著博士生这样一个大家集合起来的文化节,你们会排斥任何一个教授过分的把他的非常窄的研究领域来给大家讲,比如电脑老师来讲软体里非常细小的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红学老师来讲曹雪芹的头发到底白了多少根的问题。大家不会太感兴趣。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在各个系的同学面前讲法律的问题。我还是讲个大一点的题目: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我研究的这个专业可能是与我们的生活关联最多的知识领域之一。过去我们不大重视,瑞士有一个文革期间在北大留学的法学家。他本来已经学过法律了,想在中国继续学法律。但那时法律是绝密专业,一个人要读法律,要查他三代以上是不是贫下中农,一个出身不太好的人都读不了法律,一个瑞士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在北大学法律,当然是被排斥。他只好去哲学系学中国哲学。他经常说他是北大的工农兵大学生,是瑞士的工农兵大学生。我前些天见到他,他说当时法律系是北大倒数第二小的系,第一小的是图书馆系。那时法学是很不发达的,现在我所在的法学院已成为北大著名的文科大系之一,我们的学生数非常多。现在法学已成为国家时代非常受重视的学问。爲什麽受重视?人们历史上早期的大学有三个专业首先要设立起来,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一是医学。因爲人会得病,要打针吃药,就要有专业性的人士,就是医生这个职业,我们要有大学培养医生。第二个专业是神学系,神学系解决我们的精神问题,我们的脑袋出了问题,精神有了障碍,感到很痛苦,需要有一个人解释我们的痛苦,教导一番,这是神学系的毕业生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大学没有神学系,但我

们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但好像也不是神学系,但解决的问题是有一点相近的,那就是你的精神出了问题,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毕业生解释的。第三个专业就是我从事的这个专业,法学专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专业之一。在十一、十二世纪,人类最早的大学波罗利亚大学就设立了法学系。它解决我们的行为问题。我们的行为会出各种问题,这样的问题由法学院的毕业生去处理。法律本身并不制裁人的思想,疾病,它主要制裁人的行为。如果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认的良好的准则,让别人受到伤害,他本身就要付出法律的代价。那麽,法律本身就成?社会越来越重视的学科。

法院里发生的种种事情与每个人是有关系的,而不象有些人想的打官司那天才有关系。你不打官司,有人打官司,法院确立的那些准则会与你发生关系。我刚才提到了无线电系的毕业生刘燕文先生,刘燕文诉北大案是中国法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他是北大的博士生,在论文答辩的时候,系里通过了,同意授予他博士学位,但到学校学位委员会给了否定的判断。刘燕文离开北大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曾来找北京大学要求得到博士毕业证书,虽然学位证书得不到。但学校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他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诉北京大学,要求得到毕业证书。这样的案子是非常敏感的,马上成?媒体的焦点。后来海淀法院判决北京大学败诉,北大必须授予刘燕文毕业证书。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里明确的规定,一个人获得博士毕业证书不以获得博士学位?前提。北大认?不获得博士学位,我们的毕业证书一样不能发,海淀法院认为北大没有权利超越国家的法律来把这两者捆绑在一起。至于博士论文是否符合标准由学位委员会再行判断。我们当时的投票有一些问题。判断论文是否符合学科的水准需要专业化的判断,这种专业化的判断与层次的高低成反比,层次越低的学位委员会的判断越可信,层次越高,越有问题。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对于无线电的摇摆振动,他怎麽判断?最高层次的学位委员会到底审查什麽变成了一个问题。能审查论文是否符合专业水准吗?我个人的建议是学校的层面上只能做程式的审查,即答辩的程式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式。而如果投反对票,作为委员,必须给出理由。比如,我是学法律的,我对刘燕文论文在内容上不符合标准投反对票,我同样要从物理学角度论证,我写出详细的理由,这样才比较合理,不然,你从什麽角度投反对票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案子一审是这样的,后来北大向北京中院提出上诉。这时,一些潜在的因素在影响案件的判决,学校之外的,教育之外的,比如其他学校的领导很紧张,有些老师明确提出大学自治、学术自治的问题。结果中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并给了一个理由,说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海淀法院也以超过诉讼时效?由判决驳回刘燕文的起诉。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事情,一审已下了判决,再说自己受理错了。当然这是涉及我所工作的大学利益的事情,但其实北大最大的气象在于我们不怕在法院败诉,败诉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要改进的地方,这个宽广的胸怀是最重要的。我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有一些案件,或更宽广的说,整个的法律制度建设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法院通过判决确立的规则与我们的生活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法院一再判决某种行为违法,我们就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可以做的。我们通过判决来寻找法律的可预期性。

中国的法治建设或以法治国的伟大事业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著改革开放而开始的,在文革期间,我们没有法律,那时的法律叫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可以格杀勿论的。文革期间,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的状态,而且,不仅是文革期间,在文革以前1949到1966年17年时间,我们社会也不是法治社会,而是通过领袖的魅力通过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使国家走向繁荣,走向富强。读过马克思·韦伯的著作,会知道,某种社会情况下,人们会特别迷信这种个人领袖,因爲个人魅力型的领导人能让这个民族获得一种极大的凝聚力,极大的团结,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那时,我们对毛主席的情感可以用浑身发抖来形容。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在经济制度方面采用了计划经济,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可以通过某些精英人士来制订生産计划,来满足我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而且他们知道我们的需求,他们会最大限度的满足我们的需求,他们会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端,而这最大的弊端就是资本家的生産以利益?指向,我们的生産以满足人民需要?指向。当然,我们的日子过的并不美满,并不幸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物质相当匮乏,比方说。在座的许多女同学,你们都喜欢穿个性化,很漂亮的衣服。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女同胞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而且,不仅女人与女人是一样的,女人与男人都是一样的。长期以来,大家穿一样的以蓝色和黑色为主的一样的服饰。对于汽车,我们喜欢不同的型号,希望有所变化,但过去我们的解放牌汽车,三十年一种型号,三十年如一日,一点都不变。怎麽回事?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富足的生活,但却忍受著贫穷的日子。我小时候在胶东半岛一个村子里生活。直到现在,我不愿意去吃那些"忆苦思甜"的饭,爲什麽反感,因爲小时候吃那些最差的东西太多了。吃著吃著,不愿意吃了,就开始忆苦思甜,我们的上级、我们的党告诉我们其实旧社会吃的比这个还差,请一些贫下中农告诉你旧社会苦大仇深,告诉我们过去的日子其实不如现在,现在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有时贫下中农会让主持人感到很尴尬,因爲他忆著忆著就忆到了60年,"尤其是1960年啊"。

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模式。现在可以坦率的承认计划经济是一种失败的模式。当然,马克思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个社会过去爲什麽愿意封闭起来,走闭关锁国的道路,而我们现在开放了,我们看到世界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过去,我们不知道外部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是一种谎言。比方说,我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面的课文《台湾人民在卖儿卖女》,画著一老头就是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市场上卖。他们告诉我们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美国人民也在受苦受难,德国人民更受苦受难,法国人民在拿著收音机听著来自北京的声音,听著毛主席的声音。爲什麽要告诉我们这些,爲什麽不告诉我们真相?就是因爲计划经济有点问题,如果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好的话,我们才不会不敢让人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麽,我们恨不得叫人民知道美国真的不怎麽样,我们才真正的好。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和以人治国、人治的失败导致的不得不通过闭关锁国,不得不通过更多的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来对社会的秩序加以维护。

过去的人治、计划经济都已成?过眼烟云,成?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一种法治。当然法治建设的道路在我自己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现在面临著许多的困难。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我觉得困难很多,而且表征上已经看的出来。我看到博士生文化节日程上有一个论坛,叫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以德治国很有意思,现在爲什麽提出以德治国?我曾到南京师范大学参加他们法学院的成立庆典,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正在搞拆迁,旁边挂了一个横幅,写著八个大字"以法拆迁,以德拆迁"。有时候中国喜欢口号治国。我到哪个国家都没见过这麽多的口号。依法治国也曾经庸俗化过,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家,依法治厕-公共厕所。以德治国也许很快也会走向以德治厕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之所以提出以德治国可能因爲以法治国在我国的实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用以德治国似乎来解决以法治国解决不了的问题。以法治国比较好办,法律是一种规束我们外部行为的事情,比如我们伤害了别人,可以以法治国,但以德治国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道德是诉诸内心的自省来去获得境界的提高,整个国策叫以德治国,我还不大理解。另外,大家也知道,现在在进行严打,也就是说,一年前,一个人犯了罪,判十年徒刑,现在犯同样的罪,可能判处死刑。我们都看到到处警笛呼啸,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杀人。过去我们杀人的报道通常是,比方说,营口市中院判处10人死刑,绑赴刑场,执行死刑,广州中院杀了18人,昆明中院杀了65人。外国人喜欢加,一加加起来,发现会有那麽多人。所以现在不那麽报道了,都是一批犯罪分子被执行死刑,这样外国人就没法加,一批,二批,三批,四批,就算不出数位了。我以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过去理解的是

包拯那样的精神体现的。不阿权贵,在特定的案件中如果有一个人权高势重,一个人地位卑微,那麽决不偏袒,而是严格的执行法律。这是一种理解,但其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现代社会还有其他的非常重要的要求。比如,在不同地方的人从事一样的行为,法律后果应该是一样的,另外就是时间的问题。昨天我犯一个罪,判这样的刑罚,今天另外的人犯同样的罪,应该判同样的刑,刑法严格的平衡的加以执行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严打给我最大的一个担忧是,它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昨天一个人犯罪,判五年,今天一个人犯同样的罪,就要判十年,就因爲赶上严打了。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证明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危机,我们希望的效果没有办法通过法治来加以实现。

从中国法律的历史角度讲,现在的法治建设之所以出现种种危机、种种矛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并不是我们的土特产。我们今天的这套法律制度并不是这个国家2000年发展起来的本土的东西,而是外来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外来的东西不能被中国人接受,我们文化中许多方面都是外来的东西。我注意了一下,今天没有一个人穿著清朝的服装,都是西式的。这都是外来的东西。文化总是分不同的文化,器物上的文化,比如汽车、服装,这些比较好接受,但制度方面的外来的东西在接受时就变成了非常艰难的事情。在过去100年间,中国的法律发展可以说完全背离了2000年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路向。2000年的法律发展是非常古典的,通常只有一部法律,比如说唐律、大清律例。古典社会治理社会的模式也不是一种法治国家。如果说以德治国有一个传统的话,中国古代以德治国是主流思想。当然,当时的德与现在的德可能不同,古典社会的德比较明确,就是儒家学派主张的礼仪廉耻那套规范,现在的德具体指什麽是个问题。到了1904年,中国法律制度开始转向。那时的政府痛下决心坚决修改法律,使中国法律通过西方化获得现代化。我们与西方的条约几乎都有一条规定:中国政府承诺修改自己的法律,达到与西方一致。西方人承诺一旦中国法律与西方一致,西方人放弃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对我们的民族尊严的极大羞辱,要改变这种状况,只好修改法律。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学习西方法律的过程。学习哪一个国家法律成?问题。跟西方接轨的问题,现在又要加入WTO了,同样面临修改法律与国际接轨的问题。100年前,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向谁学习?开始想向英国学习,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它有个特点让我们很感兴趣,就是它是君主制的国家。在100年前,时间真快,就在短短的100年前,人们不敢想象我们能建立一个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国怎能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那时最激进的改革家追求也最多是立宪君主的国家。所以我们开始觉得英国非常好,想学英国。但随著对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理解的深化,发现英国的法律是很难学的。最难的是英国的法律到底在哪,英国实行判例法,他们从不制定法典来体现法律,他们法律体系基本的体现形式是法官们在案件的判决中确立的规则,是几百年累积下来的,存在学习上的极大障碍。但到了法国,看到法官上法庭时拿著一本小书,叫六法全书。六部法律汇编在一起,就是法国法律的全部所在。这样就比较好学。三十年代制订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有学者说95%以上是有来历的。向英国学习另一个困难是从近代史面临的问题来说英国制度的精神与我们的要求是相反的。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传统,他和法国张扬的、狂飙突进的、通过宣言的形式宣告我们有自由权利这样一种传统不一样,英国的传统是更加谦恭、更加谨慎、小心翼翼的、步步?营的,去建构自己的自由主义,他们是一种演进的方式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达到的。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法院,司法体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们通过法律的程式一步一步推展英国人所享有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制度极大的尊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地方自治。这跟中国近代史面临的三大主题可以说极其背离。近代中国的三大主题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经济繁荣。这也构成后来没有学习英国而学习德国这样军国主义国家的原因之一。第三个原因跟我们最近的邻居日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在清朝以前,中国是日本的老

师,日本在法律方面谦和的学习层次比它高的国家。所以,隋唐时期他们向中国学习,但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和日本的师徒关系转换了。日本人不断告诉中国人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从精神的内涵到法律的词语。法律中有很多术语不大让非法律专业的人理解,比如禁治?人,这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日本原本是个君主制国家,但通过学习德法,实现了强大。所以中国法律后来是向德法学习的。

接受外国法律还有消化的问题,它可能会在引进之后发生变化。就比如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中国舞台上会受到中国审美观的影响。在中国的戏剧中,好人坏人是很分明的。这样的审美观是中国的一贯传统。莎士比亚的戏剧到了中国,导演、译者自觉不自觉的就把中国的戏剧审美观照射到其中。所以《维尼斯商人》中复杂的伦理道德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好人坏人十分分明的一种情况。莎士比亚的戏剧到了中国舞台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没有办法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固然改变了中国的戏剧观,带来了新型的戏剧,但反过来,它进来时也会受到本土的戏剧观的影响,导致了戏剧本身的变形。戏剧如此,法律也是如此。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法治,结果,到了中国,许多规则没有办法像西方本身运行规则的方式那样运行。我举个例子,人民代表大会制订法律的过程,法治建设的过程很重要的就是制订法律,亚里士多德说法治首先是所有的人都受法律的约束,第二这些法律本身都制订的非常良好。这是法治的基本含义。法律如何制订的良好?按西方的观念,法律本身必须是民意的体现,通过人民自己的代表来组成立法机关,把反映人民利益的规则形成为法律。为了产生这样的效果,议会的代表必须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的代表不可以是领导指定的。指定会导致代表不会代表人民,只会代表指定的领导。爲了使得法律本身能体现不同利益的人之间交涉、妥协的过程。就需要在议会中开展必要的争论,大家要相互冲突,其实打起来的议会比全体举手通过的议会要正常的多,要更像一个议会。有许多法律都涉及利益的冲突。我以前写过文章,分析禁放鞭炮的法律,大家都说禁放鞭炮有好处,但对鞭炮厂的工人有好处吗?当然没有好处。北京禁止燃放鞭炮不是一个只对人民有益、不对人民有害的法律。它涉及利益间的相互交涉,制定这样一个法律要在听取赞成者的意见的同时要听取反对者的意见。那些鞭炮厂工人选出的代表一定要想方设法在议会里表达不能制订这样的法律。议会里需要互相辩论、互相冲突,哪怕最后制订的是禁止燃放鞭炮的法律,但只要经过民主的程式大家有争论,就可以了。议会必须是由真正民意代表组成的真正的有争论有讨论的机构。

我们的议会从创立之初是特别想代表人民的。但在具体的措施存在改进的地方。以前的一期《南方周末》,报道河南一个劳动模范当人大代表的故事。有一天,她正在车间劳动著,突然厂长办公室派人来叫她,一个陌生人对她说,你是人大代表了。地方的组织部门来确定谁是人大代表,怎麽能真正以人民利益?自己的最高追求是个问题。而我们经常让那些劳动模范、民兵英雄、奥运金牌获得者,这些人当人大代表。由于代表的选任机制出了问题,看不到人大代表在议会非常激烈的争论。而通常说:我们学习了总理的报告,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们回去一定要贯彻落实,好好执行。可是这就违反了人大设置的初衷。

前一段时间我在一本律师刊物上倡导律师的政治参与,我们国家律师参与政治生活太不够,国外如美国,美国联邦议会的议院有一半以上是律师出身。律师出身的人其优点在于他知道如何代表特定人的利益。他代表客户在法庭上演讲,实现客户利益的最大化,在代表选民在议会发表意见时,比较容易实现角色的转换。另外,律师要经过口才的训练,所以律师是最适合当议员的。不光是议员,政府首脑也有很多是学法律出身的。美国的总统有一半以上是法律出身的。

篇五: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

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

人民日报强国论坛

来源日期:2012-2-13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

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

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

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

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一般人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

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外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ZF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